自2015年5月17日创刊以来，高校及科研院所重要作者代表在《社会治理》刊发署名文章，现列举介绍如下（按照文章刊发时间排序）：

作者代表观点集锦

按照文章刊发时间排序：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中国社会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

题目：《新清河实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       

来源：《社会治理》2017年第7期      

主要观点：新清河实验是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合作，继承发扬老一辈社会学家开创的“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究社会变迁规律以改善社会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的清河实验精神，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社会学实验。

新清河实验分“组织再造”和“社区提升”两个方面。组织再造就是在日趋复杂的多元社区中创新社区组织形式，通过增设社区议事委员会来增强既有社区组织（主要是居委会）的运转活力和服务居民的能力；社区提升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共议题和社区活动，充分发挥社区议事委员会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和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李培林，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

题目：《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值得关注的五个课题》

来源：《社会治理》2018年第7期

主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乡村振兴和治理都要促进农民的生活富裕。第二，乡村振兴中的逆城镇化问题。第三，乡村社会治理要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第四，认真研究如何形成乡村有效治理。第五，精准扶贫、脱贫要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宋贵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原社会工委书记、原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 

题目：《完善顶层设计聚力街道乡镇夯实基层基础——北京实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创新治理实践》

来源：《社会治理》2019年第1期       

主要观点：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和党中央战略部署，2018年初，北京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街乡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创新思路。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全面加强党对城市治理工作的领导；二是聚力街道乡镇，构建简约高效的大城市治理体系；三是夯实基层基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党建引领是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吹哨报到”的体制机制创新找准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抓住了处理好条块关系这一核心，实现城市管理体制重心下移；抓住了处理好专业与综合的关系这一关键，实现了专业与综合的协调配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努力聚焦城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努力推动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

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题目：《中国社会变革40年:成就、经验与展望》      

来源：《社会治理》2019年第2期      

主要观点：40年来，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未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近40年来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取向并尊重人民意愿和尽可能地将经济社会变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只有加强社会建设，重视社会政策与法制的构建与完善，着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才能全面开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局面。

龚维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

题目：《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来源：《社会治理》2019年第11期    

主要观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既是对我国平安建设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未来平安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根据新情况新形势，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不断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完善重点领域社会治理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题目：《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增长与养老》       

来源：《社会治理》2020年第4期      

主要观点：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养老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既要增长又要养老”，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成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性问题。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带来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银发经济”蕴藏着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把全面快速扩张并不断升级的老年人消费需求转化为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