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是政府、企业、社会为促进人类社会和谐进步而实施的跨界革新和协同合作，其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是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类企业、基金会、科研机构、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各类合作社、互助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当前社会创新的主要呈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影响力投资、ESG投资、新型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债券、催化式慈善等。当然，在中国，社会创新的前提是党委领导把握方向，政府负责兜底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创新以实现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发展为目标，以解决紧迫社会问题和满足未被回应的社会需求为重点，以发现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新模式为路径，最终目标是推动共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人类社会福祉

中国这四十多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这包括两个奇迹：一是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二是社会长期保稳定，就是说长期保持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这在全球很难做到。2019年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的年度峰会临开会前由智利改到了阿根廷，为什么？因为智利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不得不转到阿根廷开。观察全球，无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还是香港特区的持续骚乱，根本原因就是在共享发展上出了问题，或者说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享受到利益，这导致了社会失序。所以回过头来看，中国是很了不起的。

傅昌波教授参加影响力投资全球指导委员会2019年峰会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的治理，乡村振兴是最重要的基础。社会创新不单是有利于减贫扶贫，有利于乡村振兴，更有利于我们建设未来的美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无论是减贫脱贫的需要，还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都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动能所在。

中国有很大的体量，不管美国如何施压，我们国内还是有大量的机会，因为我们的自我循环能力太强了。但是，尽管中国的党和政府十分强大，任何事情仅靠公共权力机构还是不够的，我们这次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特别是我们这次平行论坛来探讨《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议题，很有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议题：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吹响了中国建设“第五个现代化”的号角。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操作系统的现代化和国家管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真正的国家实力所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价值。怎样才能打造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原来讲需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现在又加上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这个体系就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架构，是乡村振兴新的指导方向和基础。

在全球影响力指导委员会峰会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全球工业革命300多年以来的商业逻辑亟待转型。今年8月19日，181位国际领军企业的CEO签署发布《关于企业宗旨的声明》，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一个对人类环境负责、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的新商业文明时代的开启。

以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股东利益至上，认为企业能赚钱、交了税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现在这种逻辑必须要得到修改，一个企业要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这个利益相关方包括谁呢？包括企业员工、企业所在的社区、企业供应链伙伴、企业客户等等。商业向善是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

上图中，左边是传统的经济（唯利是图的经济），右边是传统的慈善（投入资金没有经济回报的慈善）。

以前的方式是，企业不顾一切、唯利是图；同时，慈善是100%付出，不期待任何回报。也就是说，找不到一种能够形成商业闭环、同时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新商业范式有三种不同层级的方式：第一，避免伤害，企业本身要能做到把有害投资先剔除，这是最低的要求。第二，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均能受益，企业成为共享价值创造者；第三，贡献完美的解决办法，这是最高层的范式，要求既能解决社会问题，也能形成盈利的商业闭环。

影响力投资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呈现方式之一，目前最常见的泛影响力投资是ESG投资。ESG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通过ESG绩效,能评估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

社会创新可以归纳为两个路径：一是新商业；二是新慈善。

先讲讲新商业。在座的李结林先生是我们“青年创变者”项目的学员，他正在做的“凉山+”是一种创新的乡村振兴模式，用商业企业的做法，把乡村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通过电商平台激活，非常有活力。还有国际公益学院学员曹军创办的深圳喜憨儿洗车场，对自闭症患者进行训练，培养他们成为社会资源的贡献者，而不仅仅是社会资源的负担者。这些都是新商业的表现。

新慈善也有很多方式。比如广东碧桂园基金会有3家下属公司，都属于社会企业，投入的资产是慈善资产，回报也是回到社会企业。恒大公司成立了扶贫管理公司，用企业的方式进行扶贫管理。盖茨基金会资助的GLObal Good，他们用慈善资本去承受的最高投资风险促进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比如这个利用太空技术研发的疫苗储运冰箱，可以在沙漠中无水无电的情况下运转一个月以上。盖茨基金会成功发明这项技术之后，将技术免费转让给澳柯玛集团，由澳柯玛来生产冰箱。现在这个产品非常成功，不但在非洲疫情严重的贫困地区使用，每到有重大灾害的时候，国际卫生组织等机构都会采购这个产品。这就是新慈善，不是把钱发掉就算了，而是通过支持研发创新性的技术来做慈善。

与传统慈善不同，创新型的慈善事业，要追求最积极的结果，当然就可能要承受最高的风险。它的基本方式是四部曲：首先，对问题进行标注，然后找到解决方案，寻找催化投资，最后还是希望能够带向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振兴领域，包括创办乡村企业，都可以尝试这样的模式。

日本倍乐生集团的原总裁福武总一郎先生刚刚出版了《以艺为武》这本书，里面详细阐述了他的艺术振兴形成理念。所有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基金会都值得一看。福武先生他把日本废弃的荒岛打造成了国际知名的乡村复兴社区和旅行目的地，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用艺术来赋能。他说“直岛做的不是乡村旅游，不仅是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我们希望农民能够保留农村文化的传承，为自己从事农业而自豪。”他认为，老年人能够自发微笑、生活得开心的社区，才是最成功的社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深刻。长者阅历无数，阅尽人生，如果一个社区的老年人能够开心地笑，这个农村社区，也包括城市社区，就是成功的社区。他还讲述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包括“公益资本主义”等等，都值得大家去了解。

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或帮扶机构干得很卖力，被扶贫的人或者村民却在边上观望。原因很简单，村民没有受到尊重，没有把他们的主体积极性调动起来。在中国国情下，一个基金会、一个社区企业要是把政府的想法完全抛在一边，做事情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乡村村民的思维跟西方不一样，中国村委会是自治机构，但这种自治权力必须跟政府的垂直权力很好地磨合。因此，非政府主体在乡村推动，社会创新必须结合党和政府的规划和布局。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福建永泰县乡村复兴基金会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永泰县乡村复兴基金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包括引入各方面资源，扶持在地创客，动员在地居民，并跟政府的意愿相匹配。当地政府规划的乡村振兴项目，用基金会来连接和催化，这些探索我们已经看到了比较可喜的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如何通过社会创新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发挥优势，让企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赋能乡村、活化乡村、发展乡村，中国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努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共识、共谋、共建、共治和共享！

【作者介绍】傅昌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治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傅昌波教授曾在新闻媒体、地方政府及中央机关工作多年。2012年以来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作用，促进形成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曾主持研发《中国社会治理舆情报告（2016）》《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中国厕所革命进步报告》《中国亿元捐赠与战略慈善报告》《全球慈善界可持续发展行动报告》《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等，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家族企业、福布斯杂志等刊发多篇重要文章。

此文为傅昌波教授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平行论坛“社会创新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