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今年两会的高频热词，围绕如何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等问题，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特别是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治理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党的领导论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灵魂。一是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在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突出“加强”和“改善”，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突出“牵头”和“抓总”，牢牢把握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突出“制度”和“规范”，牢牢把握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权。

二是以党风政风好转带来社会风气的好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新路子，使得党风政风明显净化，带动和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向上好转，体现出显著的社会治理效果。腐败治理论体现了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动力、新型政社互动关系的新论断、新发展。

三是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需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天然优势。这就需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改革发展，以昂扬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开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新局面。

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人民中心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根本政治立场。一是社会治理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服务和治理。社会治理要以人为本，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社会治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社会治理既是对全社会的治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因此，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的权利地位、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凝聚人民的治理智慧，共同治理好社会。

三是社会治理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随时随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四是社会治理以建设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为依归。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创新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终极之问。不论是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信用社会，还是健康社会、法治社会、幸福社会，归根结底，都是人民主导的社会。

概而言之，“人民中心论”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新型治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民生为本论

以民生为本，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本质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作用和意义，必须把解决民生问题贯穿社会治理实践的全过程。

主要体现在：一是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之策。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民生就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二是丰富民生内涵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生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卫生、住房、养老、就业、收入分配，而是扩展到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内容，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发展民生事业和改善民生环境，对于社会治理同样重要，两者都抓好，才能更好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三是维护群众合法利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正确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这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创新社会治理思维的重大思想观点。

四是关心“民生”才能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一项民心工程。赢得了民心，就自然实现了善治。

公平正义论

促进公平正义，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平正义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地位。一是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公平，反复强调要实现“三个公平”：规则公平，实现规则面前一视同仁；机会公平，实现人人都有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公平，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一律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特别是要在分好“蛋糕”的基础上继续做大“蛋糕”。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强调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体现。

三是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种社会治理精细化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使中国人民“人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就表明，要通过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体制创新论

创新体制机制，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最根本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这个“牛鼻子”。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都要以此为目标取向。

二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系统治理，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职能，而且也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参与，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

三是完善社会治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不忘本来论

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我们必须“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优秀传统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最深厚的根基和源泉。

一是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最为深厚雄浑的力量。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礼敬民族历史，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另一方面，要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把承继精神与改造形式有机结合，借鉴吸收有益文化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二是重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家庭建设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他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这就要求将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恢复家庭的传统功能上，更多地发挥家庭的生育、婚姻、养老、教化等社会功能，积极推进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三是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在于明确文化渊源和民族文魄，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放弃了根本，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基于以上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实质上是对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维度的重大发展，强调和凸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精神滋养和定向导航作用。

群众工作论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基本要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他说：“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接受群众监督”。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对此，他作过多方面重要论述。

一是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做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由此可见，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二是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再造群团工作活力。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这就要求群团组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切实破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有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而做人的工作也正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义所在。

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中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思想，继承了我们党一贯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基层重心论

注重基层建设，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突出风格。表现为注重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能力，夯实基础地位，更好发挥基层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城乡社区”和“社会组织”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运行的两个基础载体。

一是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基层就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因此，搞好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是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这就要求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建立健全优良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特别是要全面推进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是推进“网格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概而言之，对基层基础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为民情怀。

总体安全论

树立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是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论述中极具创新的内容，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一是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总体安全观则强调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

二是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和应对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形态。

三是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四是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条件。

五是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魏礼群，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