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是各项事业发生深刻变革、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而中医药的发展却面临一定危机。振兴中医是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之一。

 建议在全国开展抢救中医药行动，切实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快中医诊断和治疗仪器的研发与制造，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内适当增加中药材的种养植内容，在经费上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设立国家振兴中医药基金会，以奥运精神振兴中医药事业，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医疗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中医药学给予高度评价、寄予厚望。据不完全统计，总书记对中医药学的振兴和发展已经作了三十多次重要讲话和批示。早在2010年6月20日，他访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2019年10月2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一、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7000多年前即公元前近50世纪，伏羲创造了八卦图这部由数字和图像组成的无字天书，深刻揭示了大自然和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而且开启了数字化的先河。约在公元前27世纪，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氏族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轩辕）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创衣冠，建舟车，制音律，总结数千年华夏人民的实践经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医学，后人在此基础上编纂了《黄帝内经》。直到目前，这部《黄帝内经》仍是中医学生必修之课。这便是中医学的总源头。事实上，中医的阴阳学说是现代哲学的矛盾论。天与地、阴与晴、利与用、有与无、动与静、上与下、左与右、前与后、老与少、男与女等处处都有阴阳，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阴阳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也体现着矛盾的特殊性和主要方面以及对立统一的规律。可以说，早在7000年前中华民族祖先们开创的这个哲学理论体系是整个人类社会哲学思想的总根。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生命科学。不论什么细菌、什么病毒，都是使人体的部分或整体发生病变，只要我们调节身体的整体平衡，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就可以让其“改邪归正”。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我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比如，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中医药治疗“非典”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2020年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和西医治疗相比，中医治疗也显现出了成本较少、效果较好的特点和优势。这些说明了在现代中医也是大有作为的。

二、现代西医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文明出现了大爆发、大突破的轴心时代，也叫人类精神文化的奠基时代。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的大地上从事着同一重大使命。老子和释迦牟尼几乎同龄，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5岁，孔子去世10年后，苏格拉底诞生了，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在那个时代，中西方的先哲之间没有条件和可能相互交流意见，却创造出同样辉煌的思想。而且他们似乎还有着明显“分工”：古希腊哲学家在地中海之滨深思时，主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打坐时，主要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在黄河边上漫步时，则主要探索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社会各层级间的伦理关系。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且直到现在都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在轴心时代人类文化之所以会出现突破期，是因为人类经过千万年的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丰富经验和厚重文化出现了大爆发、大升华，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有其偶然性却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伟大时代，希腊还出现了一位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他认为，人类正如宇宙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是由四种元素——土、气、水、火组成的。这四种元素和人体中的四种液体(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粘液)相对应。这四种液体处于平衡时，人就是健康的；失衡时，人就会得病。这种理论几乎一直延续到19世纪，支配着西方医学体系约2400年。由此可见，这与我国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论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19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西方医学摒弃了希波克拉底的这个理论，充分利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及现代信息技术等武装自己，使诊断和医疗水平快速提高，各种新药层出不穷，先进的检测医疗设备仪器越做越精准，医治效果也是突飞猛进。而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直到今日，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医学生入学的第一课要求其学习并宣誓，这个誓言主要是关于医生医德方面的要求。

三、振兴中医药和加快中西医结合的治理建议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看中西医的关系，中医好比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整体性和协调性，注重各部门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健康发展；西医虽有大量现代化技术，分科也越来越细，但更多从局部和微观方面着眼，对病人的整体情况考虑相对较少，可见中西医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医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社会的局限性，中医学保守倾向严重，甚至有“传儿不传女”等传统陋习，致使许多存在过的神医绝技失传了。例如针灸技术非常神奇，但许多特技针法无人会用了。据说早年由华侨中医带到海外一支长达2米的银针，足以从头顶穿刺到脚心，因无人会使用，至今放在东南亚某博物馆只能供人参观。二是传承尚且不容易，创新则更是困难。华夏典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中医古籍汗牛充栋，单是中医学四大典籍《黄帝内经》《仲景全书》《药王全书》《本草纲目》便无人能完全参透；古代四大名中医华佗、扁鹊、李时珍、张仲景的医术学识尚未被超越。三是即便医生医道极其高明，但若药材不行也难取得好的疗效。从总体看，我国中药材质量是下降的。一方面天然生长的药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工培植的药材生长年份短，人工催生因素多，而且不论是自然还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都不同程度受到工业生产的污染。

客观地说，当前是各项事业发生深刻变革、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而中医药的发展却面临相当的危机。振兴中医是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之一。为振兴中医药和加快中西医相结合，提出以下治理建议。

第一，在全国开展抢救中医药行动。以正规医院传统中医为主体，加之民族中医（如藏医、蒙医、苗医等）、道医、佛医及散落在民间的草根医生，我国广大中医界人才济济，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能找到人民群众口碑相传、身怀绝技的中医。然而，他们大多名不见经传，精湛的医术未能得以推广。建议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中医普查，把全国的中医人才登记造册，建立名录库，对他们的看家本领可申请专利，保护其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对民间中医的考核，应以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2004年至2005年国家开展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活动，这很及时也十分必要，较突出的问题反映在取缔无证行医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5月，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共取缔无证行医13.2万余户次，此后每年都要取缔几万户次。其中主要是无证行医的中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医的成长之路基本上靠祖传、师承和自学三种，出师后便可开业行医。中医行动方便，只需“望闻问切”加上几根银针便可完成诊断、医疗、预防、养生全流程服务，且成本很低。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是中医生存成长的沃土。20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和生产队卫生员（半脱产靠队里记工分生存的农民）成为了乡村医生的主体，他们既无大学学历又没有行医执照，按现行政策和法律相关规定都是非法行医者。但他们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且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联合国、世卫组织、世界银行都予以高度评价和赞扬。一本堪称中西医结合典范的《赤脚医生手册》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为流传。1985年有关部门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了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几百万赤脚医生有些上大学了，有些返城就业，也有不少本地人重新务农，其中一些医学能力较强者则自立门户挂牌行医，甚至教子从医、带徒授业。历史造就了我国至今还有130多万无医学本科学历又无医师证的非法从医者。其中不少人拥有祖传师承的医学本领，甚至身怀专治疑难病症的绝活，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行医。这不仅会使百万个家庭生计无着，还将导致许多民间中医绝活、偏方消失殆尽，给中医药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因此，通过中医普查和认真考核，可为那些德才兼备、真正为民救死扶伤的良医正名，对考核通过的颁发医师证，让其坦然地合法行医。考核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以学历作为取舍的根本依据，要着重其医术水平和医疗成绩以及是否遵纪守法，不应用医科大学毕业生的数理化、英语、计算机以及现代西医理论去考核中医，否则不少中医泰斗未必能通过，怕是华佗再世也没有行医资格了。

第二，切实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中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中，相对薄弱的是中医基础理论科学。虽然也有很多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和讲座，但多为对中医典籍理论的解读，而鲜有重大理论突破。中医在诊断和治疗中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维，所以中医越老就越受人尊敬。有人说“西医可以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却能使人稀里糊涂地活着”，这也是因中医基础理论不透明，许多经验没有总结出来。基础理论研究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就说过：“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发源于中国，群众基础和最高学术水平也在中国，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有责任为世界作更大贡献。

第三，加快中医诊断和治疗仪器的研发与制造。高明的中医号脉，三个手指能号出6支主脉象，进而推出36支分脉，再翻一番可号出72种脉象，对身体各部位的运行和健康情况了如指掌、洞若观火，然后方可对症下药。如果我们能用电子脉冲、电磁仪、激光等现代技术研制出精准的号脉仪，岂不是福泽天下？其实西医用的大量高精尖诊断和医疗仪器、设备主要还依靠从国外进口，也需加快提升国产化率。提倡中西医对这些资源实现共享。

第四，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内适当增加中药材的种养植内容。目前，我国有2750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15%。这里正是中药材最好生长的去处。建议在自然保护区内增加中药材自然保护和人工养殖功能。政府要加强对中药的采集、种植（含良种培育）以及销售环节的管理，提高中药材进入市场的门槛。

第五，国家在经费上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长期以来，在国家财政拨款的卫生事业费中，西医占绝大部分，中医占比很少。近两百年来，西医在我国医学界从无到有，现居于主导地位，其投资和承担的医疗工作量自然也要大得多。而中医本身未能提出多少需用国家之力来支持的大项目，在这方面彼此应加强沟通。

第六，建议设立国家振兴中医药基金会。广东省、重庆市建立了中医药基金会，这些经验值得总结推广。设立国家级基金会可为全国振兴中医药事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以在共同致富的制度设计下，给先富起来的群体通过捐赠回报社会开辟一个新的窗口。对基金会要严格专项管理，资金专用于支持中医药发展。

第七，以奥运精神振兴中医药事业。奥运赛场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的运动员在同一规则下，互相尊重，开展友好体育竞赛，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这种精神完全可以应用到振兴中医药事业上。当前，我国中医药人才严重短缺，特别是大师级的中医师数量越来越少。我国历史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医界都有“打擂台”的传统，为名医大家的选拔和成长提供了宝贵舞台。建议有关部门先组织大城市和省级的中医比赛活动，再推向全国。制定科学比赛规则，通过现场诊断施治和有关考核麟选，可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中医之间、中西医之间开展这种公平竞争，经过考核、评选、公证，选拔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国家一级中医人才。

第八，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医疗道路。在这场世纪性、全球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强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当前，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新的细菌和病毒仍在不断出现。从全世界范围看，新药物的研发生产远不及细菌和病毒的变异来得快。在努力加快疫苗和新药研制的同时，还可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中医与西医的结合。一应请主管部门抽调全国顶尖中西医师组成课题组，评价和讨论中西医相结合的现状、原因，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中西医结合的顶层设计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二应更多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与卫生健康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对重症者应组织中西医会诊，共商医疗方案，发扬各自优势。既要努力消除病毒，更要设法提高人的免疫力和自愈能力。总之，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崭新医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