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


发布时间:2022-09-29  查看次数:

面对新冠疫情常态化的新形势、新问题,我国的社会治理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也要不断完善创新应对方式,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在考虑新冠疫情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时,应该特别重视五个方面。第一,要坚持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常态风险社会中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进行、不能停摆的机制;第二,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式疫情防控总方针;第三,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第四,要保证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的生活、生产供应链畅通;第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和保障生活生产中的作用。

“动态清零”是中国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其实就是及早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扩散。“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保障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办法。

自2019年年末肇始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至今已经两年多时间,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原本以为有可能即将结束的疫情,随着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出现,常态化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我们还难以断定新冠病毒是否会与人类长期共存。

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治理,通常是针对常规社会运行的传统社会问题,包括传统的社会安全问题。2003年的“非典”疫情,似乎让我们对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的“现代风险”第一次有了现实的感受。这种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现代风险的特征,即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迅速扩散性等,相比地震、海啸、矿难、火灾、交通事故等,也许死亡率并不太高,但扩散性极强,极易引起普遍社会恐慌。“非典”疫情持续了半年多,那时人们对现代风险的认识来得快、走得也快。换句话说,那时我们把“来得快、走得也快”,也作为区别于传统灾难的“现代风险”的根本特征,所以对此类“现代风险”的治理,也定义为一种应急治理。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完全不同,它具有现代风险的各种特征,在全世界蔓延肆虐,而且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从现在来看,短期内它仍不可能很快结束,而且,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在增加。我们坚信人类最终必将战胜疫情,而且随着疫苗接种人口比例的提高和有效治疗药品的产生,世界各国新冠疫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已经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感也在减弱,但我们必须做好疫情常态化的准备,在总结防控经验的基础上为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作出制度安排。

2021年,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比之前更加复杂、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内多轮区域暴发的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也产生重要影响,需求收缩、投资和消费减弱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9.8%,预计全年增长率可达8%左右,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率可达5%左右,实现了“十四五时期”的良好开局,这个成果得来非常不易。与此同时,另一个得来不易的是社会形势的基本稳定。众所周知,就业是影响社会形势的关键指标。2021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为社会形势的基本稳定奠立了基础。2021年在疫情影响下,各种实体消费,尤其是酒店、餐饮、旅游、休闲、娱乐、零售等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广大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都面临着各种经营困难,就业吸纳能力大大减弱。就业的稳定,得益于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零工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新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直播、网络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以及其他各种新媒体从业人员,已达约1亿人,占我国全部就业人数约15%。这对我国在疫情和经济增长下行情况下,保持就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形势基本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产生活的供应链始终保持畅通。在疫情中,一些区域实行封闭管理,交通运输也受到极大影响,但我国的生产生活供应链保持了基本的安全畅通。有两个职业群体为此作出卓越贡献,就是“卡车司机”和“快递小哥”,他们成为疫情之中最忙碌的人。

然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减速明显,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消费和投资都有所收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严峻挑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各种措施,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以此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指导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以及近两年对新冠疫情防控的经验总结,在考虑新冠疫情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时,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常态风险社会中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进行、不能停摆的机制。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让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生活停摆”的办法来保证安全,现在来看也是有效的。但现代风险一旦常态化,我们就要建立更加科学细致的分级应对办法,在大量经验数据支持下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减少经济社会生活的代价。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着力,而且从当前形势来看,要更加注意着力于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式疫情防控总方针。“动态清零”是中国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其实就是及早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感染者和密接者,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扩散。这种中国式疫情防控措施虽然在国际上受到一些质疑和非议,认为成本太高,过分影响经济社会生活。但从实际效果和社会总核算来看,“动态清零”恰恰是符合中国国情、保障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的有效办法。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大国,疫情一旦大规模扩散开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更加致命的。

第三,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治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政府主导下,社区工作人员、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形成了一张运转有序的基层治理大网,解决各种因疫情防控出现的应急问题和生活常规问题,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序。我们要使中国式的基层治理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数字化。

第四,要保证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的生活、生产供应链畅通。我国疫情防控两年来,社会生活保证了基本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活、生产供应链的畅通。因此,要加强要对“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和其他网络平台雇佣人员的劳动保障和权益保障的法治建设,促进和规范这些职业群体的健康成长。

第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和保障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健康码、出行码、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电子证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接者、次密接者、时空伴随者的溯源追踪,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为科学防控和方便生活提供了依据。网上工作、网上会议、网约服务、微信信息圈的爆发式发展,冲销了“社交距离”要求带来的社会隔膜。对网络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控制和打击,也稳定了人心,避免了社会恐慌。

总之,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国的社会治理也要不断完善创新应对方式,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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